摘要：與“三大法寶”的橫向比較和“三個法寶”的縱向比較不同，“克敵制勝”和“執政興國”兩個法寶的提出，兼顧歷史和現實，著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把握統一戰線本質要求和戰略目標，明確了新時代新發展階段統一戰線的重要作用和實現途徑。克敵制勝和執政興國是接續、并存、互為的辯證統一，要把戰略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有機結合起來，在正確把握機遇與挑戰、團結與斗爭、守正與創新、政策與法律的關系中鞏固和發展新時代統一戰線，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彰顯“兩個法寶”作用。克敵制勝和執政興國都是黨的全局工作，必須加強組織領導，運用系統思維，堅持解近憂與謀遠慮、治標與治本、頂層設計與基層探索同步推進，建立健全大統戰工作格局和社會化協同機制。
關鍵詞：兩個法寶;辯證統一;統一戰線;戰略策略;守正創新
中圖分類號：D61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63（2022）01-00011-14
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總結了建黨百年的歷史經驗，提出了“十個堅持”，其中第九個“堅持”明確統一戰線是克敵制勝的重要法寶，也是執政興國的重要法寶。統一戰線在第二個一百年中要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匯聚磅礴力量，必須汲取第一個百年中黨的統一戰線的寶貴經驗，堅持優良傳統和基本原則;同時又要著眼第二個百年目標準確研判統一戰線面臨的形勢和任務，謀劃和部署好新發展階段統戰工作，實現統戰工作的守正創新、鞏固發展。《決議》關于統一戰線“兩個法寶”的新提法，既是對第一個百年中統一戰線地位的高度概括，也為第二個百年中統一戰線如何發揮作用指明了方向，全面深刻領會和把握其精神實質有著深遠的歷史意義和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概念與理念：“兩個法寶”與“三大法寶”“三個法寶”的異同
我們黨的歷史上，統一戰線與黨的整個命運和事業息息相關。盡管在各個歷史時期對統一戰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表述有所不同，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表明統一戰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從抗戰時期提出“三大法寶”開始，統一戰線的“法寶”地位和作用一直延續下來，而且在內涵和外延上都不斷有新的發展。
（一）“三大法寶”的思維邏輯及歷史意義
全面抗戰爆發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后，毛澤東同志對包括統一戰線在內的“三大法寶”有過不同的表述（包括文字和次序）。眾所周知，1939年毛澤東同志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正式提出，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黨領導人民奪取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以往重在關注統一戰線作為“三大法寶”之一，而往往疏忽了“三大法寶”之間的邏輯關系及其重大意義。一是彰顯歷史觀。既是對黨的繼往經驗教訓的總結，也是對未來中國革命的前瞻性方向性研判。二是彰顯全局觀。將統一戰線完全擺到黨和軍隊的大局中去。特別是在橫向比較中，統一戰線超越“武裝斗爭”和“黨的建設”排在第一位，這在全民抗戰和黨的成長期似乎有點難以理解，但這正彰顯了“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是中國革命的首要問題”。三是彰顯系統觀。“三大法寶”不是簡單的相提并論，三者之間是有著內在邏輯關系的。革命年代“統一戰線”的“戰線”既是政治的，更直接體現在軍事上、體現在“武裝斗爭”中;而“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自我革命、自我提升的重要途徑，事關領導權這個“統一戰線”的根本問題。自此，統一戰線的“法寶”觀念深入人心，統一戰線的“法寶”作用不斷彰顯。
（二）“三個法寶”的思維邏輯及現實意義
統一戰線在協商建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毫無疑問新中國成立后統一戰線仍然是“法寶”，正因為如此，毛澤東同志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強調“統戰工作是最大的工作”。此后經“反右”和“文革”的曲折，統一戰線遭到破壞。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鄧小平同志指出：“新時期統一戰線仍然是一個重要法寶，不是應該削弱而是應該加強，不是應該縮小而是應該擴大。”[1]江澤民同志在世紀之交的第十九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強調：“統一戰線作為黨的一大重要法寶絕不能丟掉，作為黨的一個政治優勢絕不能削弱，作為黨的一項長期方針絕不能動搖。”[2]胡錦濤同志在2006年第二十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首次提出了“三個法寶”的論述，即“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奪取革命、建設、改革事業勝利的重要法寶，是中國共產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法寶，是實現祖國完全統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法寶”[3]。在2015年召開的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堅持和發展了“三個法寶”的重要論述，他指出：“統一戰線是奪取革命、建設、改革事業勝利的重要法寶，是增強黨的階級基礎、擴大黨的群眾基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重要法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法寶。”[4]《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將“第三個法寶”修改為，“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法寶”，體現了從第一個百年轉向第二個百年統一戰線地位、任務和作用的與時俱進。由此可見，與“三大法寶”的橫向比較不同，“三個法寶”更側重于縱向比較，表明統一戰線過去是法寶、現在是法寶、將來仍然是法寶。
（三）“兩個法寶”的思維邏輯及時代意義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統一戰線是黨的事業取得勝利的重要法寶，必須長期堅持。《決議》將此細化深化為“克敵制勝的重要法寶”和“執政興國的重要法寶”，表明我們黨對統一戰線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認識已上升到新的境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特別是處于“兩個百年”交匯點，由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轉入全面建設現代化國家的新發展階段，統一戰線還是不是法寶、如何發揮法寶作用，這是統一戰線理論創新必須回答的重大課題。習近平總書記曾在2015年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剖析了黨內存在對統一戰線不重視和不會做工作的問題和現象，指出：“不會做統戰工作就像拿著海龍王的法寶不會用。”[5]時至今日，對新時代新發展階段統一戰線重要法寶作用仍然存在認識不到位的現象和問題，“過時論”“上層論”“內部論”仍然存在，對統一戰線關注不夠、對統戰工作重視不足、對統戰政策領會不透、對統戰領域存在的風險隱患警惕性不高時有發生。面臨日益復雜多元的外部環境和我國全面改革開放的新形勢，現在的統戰工作不是過時了、不重要了，而是比新中國成立前、新中國成立初期更重要了[6]。值得關注的是，與“三大法寶”的橫向比較和“三個法寶”的縱向比較不同，“克敵制勝”和“執政興國”兩個法寶的提出，兼顧歷史和現實，著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把握統一戰線本質要求和戰略目標，明確了在世情、國情、黨情、統情發生重大變化背景下的新時代新發展階段統一戰線的重要作用和實現途徑，對于全黨全社會重視支持統戰工作、領會把握統一戰線的“岸”和“船”，有著重大指導意義。
二、辯證與統一：正確理解和把握“兩個法寶”之間的關系
“克敵制勝”的重要法寶與“執政興國”的重要法寶，容易被簡單理解為過去與現在的關系，即：是我們黨領導人民戰勝敵人、奪取政權的法寶，也是作為執政黨鞏固執政地位、有效治國理政的法寶。筆者認為，作為一般性的理解無可厚非，但深入全面分析“兩個法寶”之間的關系有著特殊的意義。
（一）“兩個法寶”是接續的關系
從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現當代歷史進程來看，克敵制勝和執政興國是兩個不同的歷史階段，但兩者都需要統一戰線。盡管在各個歷史時期黨的統一戰線的性質表述、成員構成、方針政策不盡一致，但目標和理念是一脈相承、接續發展的，都是出于全局考量、戰略考量和政治考量。一是目標一脈相承。《決議》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根本社會條件”;“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實現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黨面臨的主要任務是，繼續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使人民擺脫貧困、盡快富裕起來，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充滿新的活力的體制保證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黨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開啟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新征程，朝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繼續前進”。民族復興偉業，需要全民族廣泛參與。毛澤東同志指出：“中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要勝利，沒有一個包括全民族絕大多數人口的統一戰線，是不可能的。”[7]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要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匯聚磅礴力量，統一戰線各方面人士加起來有幾億人之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力量[8]。由此可見，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目標貫穿我們黨百年奮斗歷程的始終，統一戰線也貫穿始終。二是邏輯一脈相承。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同志指出：“革命的方針要從中國國情出發制定，而力量對比的不平衡是中國國情的關鍵點。”[9]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人心向背、力量對比是決定黨和人民事業成敗的關鍵，是最大的政治。”[10]由此可見，無論是民主革命年代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統一戰線存在的歷史邏輯和時代邏輯是一致的。三是理念一脈相承。統一戰線的永恒主題是大團結大聯合，根本理念是求同存異，這兩條貫穿黨的百年統戰史。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求同存異”與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的“黨同伐異”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其結果，前者是黨內的空前大團結和民主聯合政府的建立，后者是黨內軍內的眾叛親離和原先“中間勢力”的棄暗投明。毛澤東同志在革命時期說過，所謂政治就是把我們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同志曾說：“所謂團結，就是團結跟自己意見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鬧過別扭的，跟自己做過斗爭的，自己在他面前吃過虧的那一部分人，至于那個意見相同的已經團結了的，就不發生團結的問題了。”[11]盡管表述不同，但其基本理念都是為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進入新時代新發展階段，《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提出的新時代統一戰線工作的指導思想、主要任務和基本原則，特別是首次提出統一戰線工作的八條原則，既堅持了長期以來形成的政治原則，又彰顯了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關于新時代統一戰線的重大理論創新[12]，體現了一脈相承和與時俱進相統一。
（二）“兩個法寶”是并存的關系
克敵制勝的法寶與執政興國的法寶，是統一戰線法寶地位和作用的一體兩面。一方面克敵制勝的目標是為了奪取政權、執政興國，另一方面革命勝利后要執政興國仍需要克敵制勝及其基本經驗。這里需要特別關注的是，中國共產黨奪取革命勝利成為執政黨后，“克敵制勝”仍沒有過時。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同志保持清醒的頭腦，他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告誡黨的各級領導干部不要在敵人裹著糖衣的炮彈面前敗下陣來，進而提出了“進京趕考”的新命題。在新政協籌備會議上，曾有代表對《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國歌存有異議，理由是歌詞中有一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已不合時宜。但也有黨外人士不主張修改，認為原歌詞有警示作用。毛澤東同志和周恩來同志贊成“安不忘危”、居安思危的意識，認為新中國要達到真正安定、安全，還需要與內外敵人及各種艱難困苦奮斗[13]。作為參加協商建國的民主黨派之一的中國人民救國會，以已完成歷史使命的理由宣布解散，毛澤東同志訪蘇歸來后得知此事甚為惋惜，并竭力勸阻其他醞釀解散的民主黨派，提出“共產黨萬歲，民主黨派也要萬歲”。事實上，執政后的中國共產黨，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意識形態乃至黨的自身建設等方面都面臨新的“敵情”，都需要與“敵”斗爭、克敵制勝。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產生和發展、社會主義國家誕生和發展的歷程充滿著斗爭的艱辛。建立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改革開放、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都是在斗爭中誕生、在斗爭中發展、在斗爭中壯大的。”[14]縱觀百年，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黨史統戰史，不難發現“敵”在不同時期有不同含義，正確研判“敵情”，瞄準“敵陣”精準發力，既不能夸大和恐懼，也不能縮小和麻痹，這是克敵制勝的前提和先決條件，在這方面我們有著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一是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1949—1956年），克敵的目的是為了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建立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從中取得全面勝利。主要包括：對國民黨殘余勢力的清掃和大陸全境的解放，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以及沒收官僚資本主義和對民族資本主義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其中包括與不法資本家的斗爭），對舊文化的推陳出新，等等。統一戰線從中作出了重要貢獻也不斷得到壯大發展。二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1957—1978年），克敵的目的應該是為了創造有利于自身發展的國際國內環境，這一過程是在曲折中發展的。一方面與各種困難斗、與境內外敵對勢力斗（包括中美對立、中蘇交惡、萬隆會議、金門炮擊、達賴叛亂、新疆伊塔事件、中印邊境自衛還擊戰、南海海戰、原子彈爆炸、衛星上天等），我國的農業、工業、科技、國防和外交都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但另一方面，伴隨著階級斗爭擴大化特別是反“右”擴大化和“文革”，克掉的不是“敵”，而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有生力量、良好的發展環境和重要契機，統一戰線也遭到嚴重破壞。三是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時期（1978—2012年），克敵的目的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之間的關系。經濟體制的改革、政治體制的改革都取得了巨大成功，消除了阻礙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同時鞏固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包括基本經濟制度、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一國兩制”理論的提出和實踐取得巨大成功，反滲透反分裂反顛覆斗爭取得階段性勝利，有效應對各種突發事件和群體性事件。統一戰線求同存異、聚同化異，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增添助力、減少阻力、形成合力[15]，自身也得到了空前壯大發展，形成了大陸和大陸之外兩個范圍的聯盟。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2012年起），克敵的目的是應對化解各種風險挑戰，為中華民族復興匯聚磅礴力量。面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攻堅克難的任務更加艱巨。一方面，東升西降的趨勢不可逆轉，西方敵對勢力變本加厲打壓我們，遏制與反遏制的斗爭是長期的全方位的（涵蓋經濟、科技、政治、軍事、外交、意識形態以及港澳臺、西藏新疆等我國核心利益）。另一方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這也是新時代統一戰線最鮮明的特征。我們黨面臨長期執政的風險，擴大黨的群眾基礎、鞏固黨的群眾基礎不僅是偉大工程也是偉大斗爭。特別是取得反腐敗這場關系黨的生死存亡斗爭的決定性勝利，在意識形態交鋒中、在與“臺獨”“港獨”“藏獨”“疆獨”和境內外三種勢力斗爭中以我為主，在抗擊疫情、應對貿易戰等各種“黑天鵝”“灰犀牛”事件中掌握主動權，都需要有克敵制勝的斗爭精神。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越是接近民族復興越不會一帆風順，越充滿風險挑戰乃至驚濤駭浪。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必須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樂不忘憂，時刻保持警醒，不斷振奮精神，勇于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16]
（三）“兩個法寶”是互為的關系
一方面，執政興國可以為克敵制勝提供強有力的支持。民主革命時期敵強我弱，我們運用統一戰線作為克敵制勝的法寶很迫切很直接，但可用資源、手段和渠道畢竟相對有限，像對民族、宗教、華僑以及經濟界主要做團結引領的工作，而直接的管理工作在舊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處于領導地位和執政地位，黨的統一戰線可以在資源、力量、手段、制度、體制、機制等方面為克敵制勝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另一方面，克敵制勝可以為執政興國創造更有利的條件。毛澤東同志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將統戰工作作為“最大的工作”，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從全局高度將統戰工作作為“我們黨必須花大心思下大力氣解決好的重大戰略問題”，這些在根本上都是為了解決人心向背和力量對比這個黨和人民事業成敗的關鍵問題。特別是新時代執政興國面對的“敵情”更為復雜，對克敵制勝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我們在工作中遇到的斗爭是多方面的，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都需要發揚斗爭精神、提高斗爭本領。全面從嚴治黨、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高質量發展、消除金融領域隱患、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贏脫貧攻堅戰、治理生態環境、應對重大自然災害、全面依法治國、處理群體性事件、打擊黑惡勢力、維護國家安全，等等，都要敢于斗爭、善于斗爭。”[17]克敵制勝可以為執政興國創造更好的條件、提供更多的服務。
總之，克敵制勝和執政興國都離不開發揮統一戰線法寶作用，要在把握“兩個法寶”辯證統一關系中鞏固和發展統一戰線。從“兩個法寶”的辯證關系出發，統一戰線的全部工作可以歸結為兩手抓：團結與斗爭——既團結又斗爭，以斗爭促團結。早在抗日戰爭期間，毛澤東同志在闡述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和策略時就指出，“既斗爭又聯合，以斗爭促聯合”，進而提出“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和“有理、有利、有節”。習近平總書記繼承和發展了這一統一戰線重要策略藝術，提出：“要注重策略方法，講求斗爭藝術。要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堅持有理有利有節，合理選擇斗爭方式、把握斗爭火候，在原則問題上寸步不讓，在策略問題上靈活機動。要根據形勢需要，把握時、度、效，及時調整斗爭策略。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在斗爭中爭取團結，在斗爭中謀求合作，在斗爭中爭取共贏。”[18]與此同時，又立足新時代創造性地提出了政治底線、最大公約數和最大同心圓理論。一方面強調，“對危害中國共產黨領導、危害社會主義政權、危害國家制度和法治，損害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問題，必須旗幟鮮明地加以反對，不能讓其以多樣性名義大行其道。這是政治底線，不能動搖”;另一方面強調，“除此之外，對于其他各種多樣性，要通過耐心細致的工作尋求最大公約數”，“只要把圓心固守住包容的多樣性半徑越大，畫出的同心圓就越大”[19]。
三、戰略與策略：如何運用“兩個法寶”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和實現民族復興服務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百年來，黨總是能夠在重大歷史關頭從戰略上認識、分析、判斷面臨的重大歷史課題，制定正確的政治戰略策略，這是黨戰勝無數風險挑戰、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有力保證。”“戰略和策略是辯證統一的關系，要把戰略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結合起來。”[20]新時代統一戰線已從政治聯盟向共同體轉變，這種共同體是目標、事業、利益、價值、責任的共同體的集大成[21]。從廣義上講，這種共同體包括中華民族共同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目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是實現世界大同。但這一漫長的過程充滿困難、風險、曲折、挑戰：全球化與逆全球化的對沖，“一帶一路”建設和新冷戰思維的碰撞，祖國和平統一進程與“臺獨”“港獨”逆行的對抗，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國內外“三種勢力”的斗爭，以及意識形態領域的交鋒，都是長期而復雜的。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一方面，統一戰線是我們黨治國理政必須花大心思、下大氣力解決好的重大戰略問題[22]，這就要求我們必須著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從戰略上全局上謀劃和開展統戰工作。另一方面，“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更是統一戰線的政治優勢，必須根據統一戰線的時代特征和戰略目標任務，堅持對統一戰線工作的原則、方針、政策和策略的守正創新。在新時代充分發揮統一戰線“兩個法寶”作用，必須正確把握戰略和策略的辯證統一關系，把戰略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有機結合起來，化解風險、危機和挑戰，凝聚人心、智慧和力量，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匯聚起磅礴力量。
（一）機遇與挑戰
當前，世情、國情、黨情、統情的變化發展，使統一戰線發展面臨前所未有之機遇和挑戰。從世情看，一方面，東升西降趨勢不可逆轉，國際格局深刻調整，隨著外資、僑資、臺資、港資向中國大陸的流入以及海外高層次人才的回歸，“一帶一路”建設的拓展和民營企業走出去發展，統一戰線面臨重要發展契機;另一方面，中美競爭對抗性上升，美方對我國經濟科技上圍堵打壓，在涉及我國主權領土安全、意識形態領域等多方面施壓挑釁、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試圖在民族、宗教、涉疆、涉藏、涉臺、涉港以及政黨制度、民營經濟、知識分子、人權民主等領域打開缺口，并將我國統戰工作污名化，統一戰線已被推向國際斗爭的風口浪尖。從國情看，一方面，把握新發展階段、樹立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背景下民營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科技人才進入窗口期，實現共同富裕和鄉村振興背景下統一戰線成員重心下移，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中我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效能優勢將進一步發揮和展現，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民族宗教事務依法管理和有效治理融合發展;另一方面，民營經濟轉型中的“陣痛”更加凸顯，特別是對共同富裕存在一定認識誤區，有人認為先富帶后富是限高、抑富、搞平均主義，三次分配是針對私企的劫富濟貧，私企將面臨慈善勒索，影響做大蛋糕的信心，也成為影響階層關系和諧甚至社會穩定的風險隱患。從黨情看，一方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使統戰工作在黨建的快車道上奔跑，“黨建+統戰”成為很多領域統戰工作的常態，而加強黨對統一戰線的集中統一領導使得大統戰工作格局機制進一步健全、黨委做統戰工作的主體責任得到落實;另一方面，執政黨黨建不斷加強與參政黨黨建相對滯后使多黨合作特別是合作共事不匹配的風險增加，黨外代表人士隊伍建設難度加大，黨外干部的發現、培養、使用、管理面臨新的情況和新的短板，黨外干部成長臺階和鍛煉平臺不足。從統情看，一方面，統一戰線涉及黨內黨外、體制內外、海內海外、線上線下，包容的多樣性半徑越來越大，團結面將越來越擴大;另一方面，社會結構深刻調整，統戰成員思維觀念、利益訴求更加多元，特別是新一代黨外人士、新生代企業家、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政治引領工作面臨新的情況，港澳臺僑新生代祖國觀念淡化，而新技術革命、數字經濟和網絡社會對統一戰線帶來巨大沖擊，謀求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同心圓面臨新的挑戰，統一戰線發揮法寶作用面臨新的考驗。上述“四情”對統一戰線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是全面的系統的，我們必須準確研判，從總體和全局上加以把握。以民族工作為例，當前民族工作面臨新的階段性特征：各民族人口大流動大融居趨勢不斷增強，但影響各民族廣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因素仍復雜多樣;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思想基礎不斷牢固，但民族領域意識形態斗爭仍尖銳復雜;民族地區高質量發展邁出新步伐，但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仍相對突出;反分裂斗爭取得重大階段性成果，但實現邊疆長治久安的任務仍十分艱巨;我國解決民族問題制度優勢日益凸顯，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利用所謂“民族問題”對我國遏制打壓變本加厲。
機遇與風險總是相伴的，也是辯證的、可以轉化的。要看到危中有機、視危為機，才能克服危機、化危為機。統一戰線面臨的風險挑戰不僅是全方位的而且事關大局，涵蓋基本制度、意識形態、社會穩定、國家統一、對外關系和自身建設等方面，涉及經濟風險、金融風險、科技風險、政治風險、法律風險、國家安全風險以及保密風險、廉政風險、能力風險等。大體可分為硬風險、軟風險和基礎風險。一是硬風險，這類風險看得見摸得著來得急，必須精準研判、制定預案、周密部署、盡快應對、妥善處置。如：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下民營經濟發展面臨的困難，如何引導民營企業家樹立發展信心，同時協調幫助解決缺電、缺人、缺芯、缺箱、缺利等短板;疫情反復下海外僑胞生存發展環境堪憂，海外涉僑突發事件多，幫助海外華僑解決生存發展以及人身安全和權益不受侵犯的問題日益突出;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國經濟科技打壓遏制下，海外留學人才回國服務和為國服務難，使我國人才工作面臨風險挑戰;西方反華勢力在政治上對我國丑化西化分化，反滲透反分裂反顛覆斗爭存在長期化、復雜化、尖銳化的風險，特別是“臺獨”勢力挑釁滋擾觸發事端風險加大，反中亂港勢力與境外反華勢力勾連更加緊密，境內外“三種勢力”（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暴力恐怖勢力）制造新的突發性事件風險仍然存在，民族關系、宗教關系、階層關系中存在誘發矛盾糾紛、引致群體性事件的風險。硬風險具有戰略性緊迫性，解決不好不僅會影響全局也會加大思想政治引領工作的難度，加快加劇軟風險的進展。二是軟風險，這類風險短期之內不會表面化，但其隱患是長期的遞進的，日積月累、潛移默化會成為削弱共同思想政治基礎、動搖統一戰線根基的心腹大患。例如，對我國基本制度存在認識模糊的風險，意識形態方面存在消解主流價值、干擾人心向背的風險，少數人在思想認識上與我國主流價值背離，推進我國宗教中國化進程中存在的阻力矛盾、偏向甚至逆向化等風險。三是基礎風險，主要是大統戰格局和統戰部門自身建設存在的短板和問題，這些問題如果長期不解決會抑制和影響硬風險和軟風險的化解。例如，不重視統一戰線和不會做統戰工作的問題在一些地方仍然沒有完全破解，黨委統戰意識和統戰工作主體責任不夠強，大統戰工作格局機制和統戰工作網絡不夠健全，統一戰線基層基礎薄弱，存在力量單薄和本領恐慌疊加，特別是面對新形勢新情況新任務新技術，統戰干部存在能力不足、難以勝任繁重復雜敏感工作的風險等。
統一戰線各方面成員有數億之眾，民族宗教、港澳臺、非公有制經濟、黨外知識分子和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多黨合作等領域的風險性質不盡相同、風險程度高低各異。早在浙江工作期間，習近平同志就指出：“要從‘冷‘熱兩條線謀劃統戰工作。”[23]防范應對風險挑戰，必須立足兩個大局、統籌國內國外、盯緊線上線下，既要謀長遠又要慮當前，既要著眼全局又要緊盯統一戰線領域的重點風險隱患，既要筑牢堤防又要主動出擊，既要治標又要治本，不斷提高防范化解風險能力和本領，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動仗。一要全面應對、嚴密排查，補齊短板、扎緊籬笆，逐一化解、消除隱患。牢固樹立風險意識、底線思維、問題導向，全面梳理當前統戰工作中存在的風險挑戰，認真開展對統一戰線各領域風險隱患的大排查，系統掌握統一戰線面臨的風險和問題，堅決防止出現重大風險。二要分類施策、有的放矢，精準“拆彈”、靶向根治。對找上門來的硬風險要未雨綢繆、見招拆招，對厚積薄發的軟風險要主動找上門去摸清研透、對癥下藥，對客觀存在的基礎風險要俯下身來補齊短板。重點聚焦民營經濟金融風險處置、民族宗教領域和諧穩定、黨外知識分子領域凝心聚力、港澳臺僑爭取人心力量等問題，找準根源結癥，提出針對性舉措。三要建立防范化解重大風險長效機制。堅持解近憂與謀遠慮、基層與上層（夯實基層基礎）、實體化（實體化陣地建設）與數字化（構建統戰系統整體智治體系）、治標與治本同步推進，不斷完善監測預警、評估研判、協同化解機制，牢牢守住統一戰線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政治底線。
（二）團結與斗爭
自從有黨的統一戰線以來，團結與斗爭就是一體兩面，斗爭是手段、團結是目的。統一戰線堅持既聯合（團結）又斗爭、以斗爭求聯合（團結），進而明確聯合（團結）什么、斗爭什么以及如何開展聯合（團結）和斗爭，以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我們強調大團結大聯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斗爭相對講的少了些。黨的十九大以來，面對世情國情黨情的深刻變化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強化斗爭精神，他指出：“馬克思主義產生和發展、社會主義國家誕生和發展的歷程充滿著斗爭的艱辛。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革命斗爭之艱難、流血犧牲之慘烈世所罕見。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經歷了一系列重大風險挑戰，我們都毫不畏懼、奮勇向前，以堅忍不拔的斗爭贏得了勝利。新的時代條件下，我們要總結運用好黨積累的偉大斗爭經驗，堅持底線思維，增強憂患意識，發揚斗爭精神，掌握斗爭策略，練就斗爭本領，保持越是艱險越向前的大無畏氣概，有效應對前進道路上各種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風險挑戰，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航船劈波斬浪、一往無前。”[24]
關于如何應對和處理矛盾，1956年毛澤東同志在《論十大關系》中就明確提出了正確區分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正確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是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的前提。這一原則在今天仍然有現實指導意義，要求我們在應對風險挑戰時善于區分和處理對抗性矛盾與非對抗性矛盾。黨的十九大后，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領導干部要敢于擔當、敢于斗爭，保持斗爭精神、增強斗爭本領，應對好每一場重大風險挑戰，切實把改革發展穩定各項工作做實做好。”[25]既保持斗爭精神又增強斗爭本領，這對當前統一戰線來說尤為重要。
一方面，統一戰線成員是特殊的群眾，統一戰線內部的矛盾絕大多數是人民內部矛盾，對統一戰線中的差異和矛盾不能采取斗爭打壓的方法，強迫人家服從我們，而是通過引導、教育、溝通、協調、化解的方式廣泛凝聚共識、智慧和力量，但對模糊乃至錯誤的認識要敢于思想交鋒，通過“團結—批評—團結”的方式鞏固和發展大團結、匯聚民族復興的偉力。比如，堅持和完善我國新型政黨制度，既要引領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增強政治自覺和“四個自信”，共同抵制西方多黨制議會制對我國影響，又要支持民主黨派以黨為師、加強和完善內部監督、不斷推進參政黨建設、進一步履行好參政黨職責;而堅定不移推進共同富裕的努力方向，就要讓統一戰線成員全面科學領會理解把握共同富裕的內涵實質，消除各種疑慮，調動廣大統戰成員的積極性創造性，讓每一名統戰成員都成為共同富裕的直接參與者、積極貢獻者，在此基礎上加強資源整合、聚焦重點領域合力攻堅，充分彰顯統一戰線助推共同富裕的優勢領域和專業強項，合力打造精品項目和品牌。再如，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重申了非公有制經濟“兩個毫不動搖”，同時強調要為資本設置“紅綠燈”，依法加強對資本的有效監管，為開展新時代民營經濟統戰工作進一步明確了基調，我們要引導民營經濟人士積極參與致力共同富裕、構建新發展格局、推進科技自立自強的實踐。
另一方面，對于境內外敵對勢力滲透分裂顛覆、破壞統一戰線等圖謀和活動必須勇于斗爭、善于斗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衡量黨員、干部有沒有斗爭精神、是不是敢于擔當，就要看面對大是大非敢不敢亮劍、面對矛盾敢不敢迎難而上、面對危機敢不敢挺身而出、面對失誤敢不敢承擔責任、面對歪風邪氣敢不敢堅決斗爭。”[26]“共產黨人的斗爭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大方向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不動搖。凡是危害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各種風險挑戰，凡是危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各種風險挑戰，凡是危害我國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則的各種風險挑戰，凡是危害我國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種風險挑戰，凡是危害我國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各種風險挑戰，只要來了，我們就必須進行堅決斗爭，而且必須取得斗爭勝利。”[27]統一戰線面臨的各種風險與我國核心利益息息相關，對此我們必須強化政治意識、大局意識和戰略意識，破解斗爭精神缺乏、思想引領不到位的問題，加強研判和預警，守牢底線、引領高線，在針鋒相對的斗爭中鞏固和壯大統一戰線。
（三）守正與創新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根據新形勢、新任務、新要求，不斷推進統戰工作守正創新。”[28]守正，就是堅持黨的百年歷程形成的統一戰線的基本原則、優良傳統和寶貴經驗，特別是堅持黨對統一戰線的集中統一領導，確保統一戰線始終沿著正確的政治方向前進;創新，就是根據新形勢、新任務、新要求不斷調整理念思維、載體抓手、渠道網絡、方式方法、體制機制，與時俱進地開展工作。守正方能鞏固、創新才會發展，統一戰線工作只有守正創新才能在新時代新階段發揮好克敵制勝和執政興國“兩個法寶”的作用。一方面，所有的“創新”必須是在“守正”的前提下進行，偏離“守正”的盲目“創新”本身也是一種“風險”;但另一方面，“守正”絕不是因循守舊，必須研究探索與適應新情況破解新問題相匹配的手段和方法，按部就班的守舊不僅不能守正，反而有倒退和萎縮的風險。
一是統一戰線化解風險隱患需要守正創新。統戰工作是特殊的群眾工作和政治工作，政治性政策性很強，策略方法要求很高，做統戰工作既要政治堅定又要本領高強。一方面，要強化政治意識，提高政治站位。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越是做黨外工作越要心中有黨”[29]，“做民族宗教工作的同志黨的意識要特別強”[30]。堅持從政治上看問題，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牢記“國之大者”，把黨的領導貫穿始終。另一方面，要與時俱進，加強理論武裝，樹立辯證思維、系統思維、戰略思維、法治思維、底線思維、創新思維，深入研究新情況新問題新矛盾，提升應對風險挑戰的素質和能力。
二是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引領工作需要守正創新。統戰工作是做黨外人士的工作，思想政治引領是首要的任務。思想政治引領工作往往在統戰對象自身大環境利好、政策受益、事業順利時好做，逆境中空洞的思想政治工作往往乏力。面對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新生代企業家、新鄉賢人士、港澳臺僑新生代和其他新的一代黨外代表人士已成為統一戰線主體成員的實際情況，必須進一步加強和改進統一戰線思想政治引領工作，統一戰線思想政治引領工作既要豎起高線、補齊短板，又要轉型升級、迭代更新。一方面，要堅持黨對統一戰線的集中統一領導、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堅持圍繞中心服務大局以及統一戰線其他基本原則，統一戰線才能為擴大黨的群眾基礎積聚更多力量、為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凝聚更多人心、為提高黨的執政水平匯聚更多智慧。另一方面，又要加強思想政治引領的針對性有效性，做到虛實結合、主體內化、轉型升級、講求實效。
三是新形勢下統戰工作提質增效需要守正創新。面對國內外形勢變化和信息化、數字化、網絡社會帶來的挑戰，統一戰線一方面要堅守初心，總結汲取百年統一戰線經驗傳統;另一方面，要與時俱進研究新情況、謀劃新思路、解決新問題，進一步把握統一戰線發展規律，提升統戰工作科學化水平，實現統一戰線高質量發展。
（四）政策與法律
政策性強是統一戰線一個政治優勢，黨的百年歷史上統一戰線工作主要靠政策開展。不要說是在民主革命時期，實際上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夕，雖然國家也出臺了涉及統一戰線的一些法律法規，但計劃經濟年代統一戰線工作主要仍靠政策。進入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隨著市場體制的建立和逐步與國際接軌，將那些急需且可以法制化的政策固化下來成為法律法規，有利于強化執行的剛性和對外交流交往。新時代統一戰線作為“兩個法寶”，首先是“法”然后才是“寶”[31]。當前，無論是作為克敵制勝的法寶還是執政興國的法寶，加快推進統一戰線領域的立法、引導統一戰線成員守法、提升統戰（民族宗教）干部執法能力和水平，都顯得十分重要而緊迫。
一是既要提高政治意識又要強化法治思維。一方面，統戰工作不是一般性事務而是政治性政策性極強的政治工作，講政治用政策是統戰工作首要的理念。特別是統一戰線面對的風險挑戰涉及國家核心利益，必須提高政治站位，從全局上戰略上考量、謀劃和應對。另一方面，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背景下，統戰工作必須強化法治思維和治理思維，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處理各種復雜敏感問題、化解風險挑戰的能力水平。從某種意義上講，政策是團結的工具，法律是斗爭的武器，特別是當前化解風險挑戰既靠政策更靠法律。要明確把握政策與法律的邊界，哪些該用法律哪些該用政策，辯證施策、綜合用法，使政策法律剛柔并濟、相得益彰。特別是對待突發事件，既要增強政治敏銳性和大局意識，建立預警機制，及早發現，又要在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基礎上制定穩妥周密的處置方案;既依法處理又注意方式方法，善于把矛盾解決在基層、解決在萌芽狀態。在此過程中，既維護國家利益、維護法律尊嚴、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又尊重、維護統戰成員的合法權益，并按照相關政策適當照顧利益，從而既妥善化解風險和挑戰又廣泛凝聚人心和力量。
二是既要注重團結引導又要嚴格依法管理。從某種意義上講，新時代統一戰線發揮“兩個法寶”作用，是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相統一在統一戰線工作中的體現。作為領導方式，黨要引領人、團結人、凝聚人;作為執政方式，黨（通過政府）要依法管理相關活動和事務，督導相關組織和人員守法。特別是在民族工作、宗教工作、僑務工作中，這種雙重屬性尤為典型。領導主要靠政策，執政主要靠法律，既要加強和改進政治領導又要強化和提升依法行政。一方面，統戰工作是特殊的群眾工作，對黨外人士的思想引領要去行政化，講求政策策略和方式方法，按照制度安排和政策安排平等協商、體諒包容、適當照顧。另一方面，統一戰線成員除了統戰身份外也是自然人，守法是基本的義務，不能把統戰身份和統戰政策作為規避法律制約的理由。要完整、全面、準確把握黨的統一戰線方針政策和法律法規，提升執法水平、降低法律風險，引導廣大統戰成員增強公民意識、守法意識。法律是底線，政策是高線，法律具有嚴肅性、權威性、強制性和公正性，而政策尤其是統戰政策具有靈活性且有感情有溫度，在團結引導和管理服務中不能顧此失彼，必須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如：在非公經濟人士中開展理想信念教育活動，引導他們做愛國敬業、守法經營、創業創新、回報社會的典范，同時加強管理和服務;在宗教工作領域，既堅持宗教中國化又推進宗教工作法治化，支持引導宗教界加強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約束，全面從嚴治教，帶頭守法遵規、提升宗教修為。
三是既要依靠黨內法規又要完善政策體系。《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明確，“協調推進統一戰線領域法治建設”成為統戰部門主要職責之一。統戰部門要全面強化法治意識和法治思維，扛起統戰領域法治建設的責任。但與此同時必須明確，統戰工作本質上是黨做人的思想政治引領的工作，所有的政策不可能都成為國家法律法規，片面強調統戰政策和統戰工作全盤法治化不僅是不現實的反而會降低統戰工作的政治性、策略性和藝術性，影響“兩個法寶”作用的發揮。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黨歷來重視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注重運用黨內法規管黨治黨，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水平。”[32]《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作為重要黨內法規，是統一戰線工作領域的“上位法”，要以此為指導持續推進統一戰線政策法規體系建設，全面構建統戰工作的目標體系、政策體系、工作體系、評價體系，不斷提升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標準化智治化科學化水平，使各領域統戰工作既有“尚方寶劍”又有“基本遵循”。
四、領導與保障：大統戰工作格局與社會化協同機制
《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的頒布為建立大統戰工作格局和社會化協同機制提供了良好的契機，但貫徹落實是個長期的任務。當前對新時代統戰工作認識不到位、憂患意識不強、力量和能力不足、體制機制不健全的問題仍不同程度地存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癥結尚未完全破解。特別是新時代統一戰線各領域風險往往是短期和長期矛盾交織，經濟、政治、社會問題交織，國內和國際因素交織，防范化解工作難度大、要求高，必須加強組織領導，運用系統思維，堅持解近憂與謀遠慮、治標與治本、頂層設計與基層探索同步推進，建立健全大統戰工作格局和社會化協同機制。
（一）全面把握黨對統一戰線的集中統一領導
黨對統一戰線的集中統一領導是新時代統一戰線最鮮明的特征，要全面理解和把握。一是明確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確保統一戰線沿著正確的政治方向前進。要發揮黨總攬全局、統籌謀劃、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抓方向抓戰略抓引領、抓大事抓要事抓難事，在黨內黨外、體制內外、海內海外和線上線下尋求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同心圓，使統一戰線真正成為新時代攻堅克難和執政興國的重要法寶。二是強化黨委做統戰工作的主體責任和構建大統戰工作格局，為做好統戰工作提供組織保障。黨委統一領導、統戰部門牽頭協調、有關方面各負其責、社會各界積極參與的大統戰工作格局，不僅要在各個層級落地落實，還要在不同領域落小落細。例如：在宗教工作領域，要加強黨對宗教工作集中統一領導，健全宗教工作體制機制，推動構建黨委領導、政府管理、社會協同、宗教自律的宗教事務治理格局。要層層壓實政治責任，形成防范化解統一戰線風險挑戰的完整責任鏈條閉環。三是樹立以黨建為引領的“全域統戰”理念[33]，打造社會化、開放型統戰工作網絡平臺。把統戰工作進一步融入大黨建格局和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實現機制共建、陣地共創、資源共享、作用共顯、合作共贏。發揮統戰工作領導小組職能，及時了解各地各部門對《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貫徹落實情況，運用好考核、巡視和問責手段，加強督促檢查指導，確保各項規定有效貫徹落實。
（二）系統補齊統戰各領域的工作短板
一是補齊政治敏銳性不到位的短板。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聚焦共同富裕，認真查擺本地區、本部門、本領域統戰工作薄弱環節，以釘釘子精神解決好突出問題，切實守好統一戰線防風險陣地。二是補齊統戰方式不夠適應短板。不斷創新思想政治引領等方式方法，更加有效爭取統戰成員尤其是年輕一代的人心，把黨外各方面力量更好團結起來。三是補齊組織渠道不夠暢通短板。進一步豐富工作載體和抓手，把統戰成員特別是黨外知識分子和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更好地組織起來，發揮其作用，用好換屆契機全面加強黨外代表人士隊伍建設。
（三）進一步建立健全工作體制機制
一要強化體制機制的整體效能。黨委統一戰線工作領導小組議事制度和運行機制是總體協調機制，民主黨派、民族宗教、民營經濟統戰、港澳臺海外統戰和新鄉賢工作等各領域工作機制是具體事務機制，要加強兩者的統籌整合、工作指導和有效銜接，全方位發揮體制機制的長效作用。二要創新考核激勵機制。新時代統戰工作要守正創新，必須在堅持黨的領導和正確政治方向的大前提下積極探索載體抓手、手段渠道、方式方法方面的創新，要樹立正確的考核導向，不靠簡單扣分問責，酌情建立容錯機制，形成鼓勵敢于擔當、善作善成的激勵機制。三要完善聯動防控工作機制。建立健全風險監測預警機制、風險評估研判機制、風險協同化解機制。強化橫向協同和縱向聯動，進一步構建省市縣協同、部門間協作、社會各方面參與的風險聯動防控工作格局。發揮好基層組織和網格的作用，激活風險防控的神經末梢。以數字化改革為契機，構建統戰系統整體智治體系，加強建立覆蓋統一戰線各領域各方面的風險監測平臺，對風險因素進行動態監測、實時預警、及時研判、有效應對。
（四）著力夯實基層基礎
統戰工作是特殊的群眾工作，隨著經濟社會轉型統一戰線重心下移，做好統戰工作事關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和擴大黨的群眾基礎。特別是防范化解風險挑戰的重點在基層，難點也在基層，加強基層統戰工作十分重要而緊迫。當前，基層統戰工作存在點多面廣、力量分散情況，“空心化、邊緣化、碎片化”等問題尚未得到完全解決，要在體制創新、機構設置、制度健全、干部配備、陣地建設、經費保障、業務提升等方面進一步加強。一是以中心大局為導向集聚基層統一戰線資源。實踐表明，十二類統戰對象到了鄉鎮（街道）特別是村、社區，可以通過一定組織形式（如新鄉賢聯誼會等）整合，發揮集聚作用。要充分鼓勵基層以新鄉賢聯誼會以及新的社會階層人士聯誼會、新生代企業家聯誼會、基層商會等統一戰線性質的組織，在助力鄉村振興、基層治理、共同富裕等重大戰略方面長效發力。二是以服務為導向加強基層統戰陣地建設。面向統一戰線一線、社會各界人士和基層群眾，提供開放式、集約化、共享型綜合服務，活躍基層統戰工作，夯實基層統戰工作。三是以規范為導向加強基層統戰工作網絡建設。要努力形成覆蓋鄉鎮街道、農村社區、高校園區的統戰工作網絡，特別是要把宗教事務納入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網絡化管理和基層社會治理體系，推動網格化管理、平安宗教活動場所創建等全覆蓋。四是以問題為導向精心創新品牌。針對基層統一戰線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加強區域性頂層設計，打造既具有區域特色又富有成效的統戰工作品牌。例如，寧波市鄞州區有128幢樓宇，這些樓宇是一個個“豎起來的社區”，集聚一批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當地不僅創出了“樓宇統戰”的品牌，而且形成了“四個知道”與“四個跟上”①的基層統戰工作新理念。臺州市加強頂層設計，在全市各鄉鎮（街道）推廣“一綱四目”的基層統戰品牌——以構建大統戰工作格局為總綱，以新鄉賢工作、“一廟一故事”、基層商會、基層協商民主為重點，豐富了基層統戰工作內容，夯實了基層統戰工作基礎。
（五）不斷加強隊伍建設
新時代特別是新發展階段統一戰線對象不斷增多、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機遇與挑戰前所未有，對加強統一戰線黨內和黨外兩支隊伍建設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與時俱進地推進黨外代表人士“六域四環五能”[34]建設。針對新一代黨外代表人士的特點和干部隊伍建設的新形勢新情況，既講求分類施策又著眼全鏈條謀劃，既注重總結好的做法又著力創新抓手渠道，既重視政治理論素養培育又注重實踐鍛煉培養，既重視能力提升又加強監督管理，為統一戰線可持續發展提供強有力的組織保障。二是善于延長工作手臂，積極化統戰對象為統戰力量。在任務加重的情況下，統戰機構和部門力量不足的問題相對突出，對此要善于借力，充分發揮民主黨派組織和商會、知聯會、新聯會、網聯會、新鄉賢聯誼會以及黨外代表人士在聯系和發動各自成員和界別群眾中的特殊作用，發揮“一根頭發”帶動“一把頭發”的成效。特別是新一輪改革后，基層民族宗教部門任務重、壓力大、人手不足問題比較普遍。一方面，要因地制宜地加強自身建設，完善機構設置、人員配備和工作保障;另一方面，要充分發揮好以黨政干部為主導、以宗教界代表人士為主體、以宗教學研究者為輔助的三支隊伍的作用。三是切實推進統戰機關和統戰干部的變革躍遷。積極推動統戰部門組織結構變革、運行機制變革、干部能力變革和團隊文化變革，實現統戰機關和統戰干部的迭代躍遷。統戰工作是政治工作，統戰干部是政治干部，既要政治堅定又要本領高強。新形勢、新任務和風險挑戰需要復合型干部，要求統戰干部既有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戰略意識，又懂經濟、懂法律、懂網絡技術。特別是應對化解統一戰線面臨的風險挑戰，必須全面提升統戰干部隊伍的素質和能力。一方面，要切實增強政治風險、法律風險、保密風險、廉政風險等風險意識，敢于擔當、敢于斗爭，善于運用政治觀點和政治眼光看待統戰問題，科學把握形勢變化，精準識別現象本質、清醒明辨行為是非，更好地肩負起防風險、保安全、促發展的政治責任;另一方面，要不斷提升統戰干部應對本領，把防范化解風險隱患充分融入日常工作中，全面提升認識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和化解風險能力，增強塑造變革能力，不斷提高對數字化改革的把握能力、引領能力、駕馭能力，用以研究、防范、化解統一戰線風險隱患，系統提升統戰領域整體智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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